清代与朝鲜之间的贸易无疑对其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除去货物的互通有无和搞活经济、方便生活等贸易的普遍影响之外，我们至少还应该注意到，清代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对于推动两国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两国使团贸易与边境贸易的展开，朝鲜贡道沿线的各地，不论是中国境内还是朝鲜境内，都从贸易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和朝鲜的义州府一带，其经济发展甚至对鸭绿江流域的边境贸易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依赖性。

　　在朝鲜出使清朝使臣所作的“燕行录”中，类似的记载是非常多的。应该说，这些朝鲜史籍所指出的，辽东半岛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与朝鲜的贸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朝鲜史籍认为，朝鲜西部地区，特别是义州府一带，其经济的衰落与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失利有关。如：前引《通文馆志》卷3《开市》在谈到贸易给中国辽东地区带来的繁荣之后，紧接着就提到：“而我民则松都及关西至义州，凡以商为业者，人皆折本负债，甚至于子孙败绝”。

　　换言之，有些朝鲜李朝文人认为，贸易有赢利的一方，其对方必然就是亏损的一方，他们注意到了清朝与朝鲜贸易给中国辽东地区带来的繁荣景象。因而就想当然地认为，辽东地区的繁荣是建立在义州一带的衰落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有些人因而请求朝鲜国王限制或者干脆是禁止与中国的贸易。

　　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出现上述说法，显然是当时的许多朝鲜人特别是一些士大夫，并不了解经济与贸易发展的规律所致，他们对清朝与朝鲜贸易影响的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李朝的高层决策者们并不持类似的看法，也正是因此，虽然反对贸易的呼声在李朝内部一直比较激烈，但决策者们却不为所动，使清朝与朝鲜贸易得以一直进行。

　　臣于还渡江后，闻诸译上言，试访行中译官，且考湾府事例，则所谓后市，虽非古法，而定式举行，亦既多年。今欲卒然撤罢，则彼此事势，不无多少掣碍，只宜严饬湾府，禁其滥觞，定数之外，毋得潜贸，则赴燕之译官，可免空包。湾民、松商，亦不至大段失业矣。

　　李福源认为，不罢延卜贸易的优势在于“湾民、松商，亦不至大段失业”，既然取消延卜贸易将导致“湾民、松商”的大量失业，那么，朝鲜方面由延卜贸易这种边境中获益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就连主张取消延卜贸易的领议政郑存谦也认为：“利之所在，奸窦渐滋”，也承认，延卜贸易之所以滋生一些弊端，是因为“利之所在”。

　　1786年左议政洪乐性还指出：“延卜之法，亦为该府荡债之代，又系边民聊活之资，今不可遽议革罢。”显然，延卜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对于义州府官民双方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洪乐性还提到，取消延卜贸易的建议来自“象译辈”，其理由是“杂物则无年不丰，八包则无年不空”，因此请将“延卜杂物入送一款，永为革罢”。也就是说，建立取消延卜贸易这种边境贸易的，是从事赴北京使团贸易的主力。

　　由此可见，认为清朝与朝鲜的边境贸易造成了中国辽东地区的繁荣，同时也是朝鲜西部义州府一带经济衰落根源的说法，与朝鲜方面从事赴北京使团贸易和边境贸易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有关，是维护从事赴北京使团贸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说法，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贸易的发展，增进了清朝与朝鲜两国人民的友谊。特别是在鸭绿江流域的边境贸易尤其如此。曾于1777年出使清朝的李柙的说法有一点夸张：“西而江边之人、北而六镇之民，皆为彼人腹心，湾上之于凤城，则便同一家，与之隔江，无非朝夕相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清朝与朝鲜之间贸易的发展，最终促使由中国江浙至日本列岛的一条东亚贸易链的形成。《朝鲜王朝实录》在记载朝鲜英宗颁布“禁纹缎”的法令之后提到：

　　盖纹缎，非燕京所出，自苏、杭织来，而售诸我人。燕商郑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即报江南止其织纹，谓我人曰：“在汝国王，诚盛德事，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

　　由此可见，通过朝鲜赴北京的使团贸易而出口朝鲜的中国纺织品，虽然是由北京的中国商人将之出售给朝鲜商人的，但其产地却是在中国的苏杭一带。专营对朝鲜贸易的北京大商人，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燕商郑世泰”之流，预付一部分货款，在苏杭一带定购特制的纺织品用于对朝鲜出口。

　　由上文来看，这种专门用于对朝鲜出口的生产已经成为惯例，所以郑世泰听说朝鲜方面“禁纹缎”之后贸易，马上意识到，自己订购并正在生产中的一批纺织品可能有违朝鲜禁令，最终无法向朝鲜出口了，因而马上派人前往江南“止其织纹”。从其立即调整生产来看，这些专门用于对朝鲜贸易的纺织品是无法用于国内贸易的。可见，对朝鲜的贸易已对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形成了影响，甚至是直接影响到其产品的种类与生产数量，因为这些是专门销往朝鲜的。

　　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每年大量输入朝鲜的中国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并不全部用于朝鲜半岛本地的消费，还有相当大的部分被朝鲜商人运往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在那里的“倭馆”中卖给日本商人，由日本商人转运销往日本列岛。

　　贸易。中国的纺织品自其产地苏杭一带沿大运河北上，由中国商人运往北京，并在北京出售给朝鲜商人，由朝鲜商人经今辽宁省境内运往朝鲜，除于朝鲜半岛消费外，还有一部分由朝鲜商人沿朝鲜东海岸运往釜山，并在釜山出售给日本商人，再由日本商人跨海运销日本列岛。

　　与此同时，作为交换的代价，日本列岛出产的“莱银”登陆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商人将之携往北京，最终作为货款，由北京商人将之支付给苏杭一带的纺织品生产者。毫无疑问，在前现代时期，以苏杭为中心的中国江浙一带，是东亚世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上述贸易链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方面对东亚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列强东侵以前，东亚各国虽然皆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却无法控制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东亚世界不仅出现了经济重心区（中国江浙地区）和次重心区（中国北京地区）、次边缘区（朝鲜半岛）、边缘区（日本列岛）的差异，还存在跨越经济重心区、次重心区中欧体育、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的贸易通道，形成将各地区联接为一个整体的贸易链，并充分体现出经济重心区对次重心区、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的辐射作用。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强调，在前现代，东亚各国就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特的区域世界，我们对中国与朝鲜间贸易的研究可以证明，至少就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是基本可信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贸易链的存在，是以日本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东亚世界，由于中国处于经济文化的领先地位和主导地位。因而，建立与中国间的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不仅可以为东亚各国造成政治军事方面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与中国间的国际贸易促进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才是东亚各国积极向中国朝贡的动力之所在，也是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日本由于不肯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因而长期游离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外，这使其未能成为这一体系的受益者，也正是因此，日本最终成为来自东亚世界内部的对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破坏力量。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上个世纪以来的东亚历史。

　　反观历史的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不仅能够使中、朝两国获益，能够像历史上东亚贸易链那样，使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各国都从中获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一体化日益发展的当代，还可以使与东北亚存在经贸联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从中获益。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有关鸭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多国合作才能够顺利进行，而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无疑应该多思考历史留我们的启示。中欧体育中欧体育中欧体育中欧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