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服务贸易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竞争的重点也从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本文从国际服务贸易的内涵出发，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随着服务业在全球的崛起,1986年9月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首次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服务贸易研究大热潮。此次谈判的重要结果是产生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服务贸易归纳为商业性服务、销售服务、金融服务、娱乐服务、通讯服务、教育服务、卫生服务、运输服务、建筑服务、环境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服务12大类。同时，根据GATS的定义，服务贸易有以下四种方式：

　　1.过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指从一成员国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提供的服务。

　　2.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指在一成员国增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中欧体育

　　3.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指通过一成员国的服务实体而向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提供的服务，包括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机构提供服务。

　　4.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NaturalPersonnel）——指一成员国的自然人在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提供的服务。说得确切些，就是允许其他国家的人员进入本国提供服务。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过去10年中，我国服务出口年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进出口增长迅速，逆差规模显著下降，进出口总额达2509.1美元，比2006年增长31%，增幅提升8.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16.5美元，增长33%；进口1292.6美元，增长29%；出口和进口分别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五位，比2006年分别提升1位和2位。服务贸易逆差为76.1美元，比2006年下降15%。从地区看，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为我国前四大服务贸易伙伴。

　　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分析，虽然增幅较大，但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依然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1738美元，服务贸易占比不足12%。而据WTO统计，2007年，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超过23%。按照“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要达到4000亿美元。

　　1.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国际竞争力差。自1992年中国服务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除个别年份(1994年)外,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尤其是近年来,贸易逆差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如工业,除旅游等少数行业外,多数服务贸易领域处于逆差状态。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60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28700亿美元的2.3％。而同期美国服务贸易总额达4735亿美元，占全球的16.5％，是我国的7倍多。加入WTO后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服务贸易逆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国际竞争力弱;目前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而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方面劣势明显。

　　2.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理。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已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尽管其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这些行业规模偏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下表可以看出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的行业构成。

　　3.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低。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他一些行业对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方面开放程度较高,然而于商业性存在方面在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限制。

　　4.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分布不均衡。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而我国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一部分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仍然不高，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是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我国的人力资本往往聚集在经济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发达的地区。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教育水平还较低的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出现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1.立足比较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贸易在旅游、运输、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发展我国服务贸易，首先应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国内政策可以适当向旅游、运输等优势行业倾斜，使之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也可以通过改善旅游环境，提高劳务输出素质，使我们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一国要确定自身的对外贸易优势，仅仅靠比较优势是远远不够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其竞争优势。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企业要有创新精神，通过对服务的需求的分析，以及对服务市场的细分，努力开拓新市场，在新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第二，企业要主动与竞争者竞争，通过竞争换取效率与进步。第三，引进国外的先进的服务技术和经营理念，提高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国际间服务部门的合作和交流。第四，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个方面的素质，从而提高服务产业的整体素质。

　　2.保持和促进原有优势产业，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升级。我国的优势服务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务和旅游这两大方面。这两方面总的来说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科技含量比较低。但是对我国来说，他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服务贸易应实现由粗放型，外延型到集约型，内涵型的转变，使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出口收入的增长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不是靠一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同时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在发挥优势，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时，也要对那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加以适当的保护，使其尽快发展并渐进对外开放。

　　3.有步骤、分层次的放开国内服务贸易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我国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比，起步晚，总体发展水平低，许多行业仍处于幼稚时期。同时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全，服务企业竞争力弱，再加上服务业本身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特征，不可激进的推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是有步骤的逐渐推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既考虑国际惯例、又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来确定服务业的开放度和保留度。一是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思路研究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的，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思路研究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思路研究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论文，以下是正文。行业有选择地进行开放。积极推进旅游、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外贸、会计、法律咨询的开放试点范围；有步骤、有控制地进行开放金融和通讯领域的试点贸易。二是分地区有选择地开放。我国各地服务业发展并不均衡，东南沿海地区尤其上海、深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地区较大，应在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方面先行一步；在后进地区，可通过试点试验，减少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风险。同时，要适当加快对国外第三产业的投资，通过设立服务行业的海外机构，拓宽服务贸易发展的渠道。论文来源于小柯毕业论文网

　　4.努力构筑科学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服务贸易涉及金融、保险、电信等诸多服务业部门,这就需要建立中央、地方、部门、企业之间统筹协调,相互联动的管理体制。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美国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分工协调型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具体分为立法机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咨询和促进机构四大部分。这种类型设多个管理部门，加强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很重要。服务促进型是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根据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管理的实际,借鉴世界各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成功经验,建立以服务贸易管理主管部门为核心、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协调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宏观规划、调查统计、市场促进、政策协调、对外谈判等工作,使服务贸易管理工作更加务实、高效。

　　我国发展服务贸易潜力是巨大的。潜力1: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影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9%,远低于发达国家72%的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52%的平均水平。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发展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年平均增速为15.4%，远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论文来源于小柯毕业论文网

　　潜力2: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还不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占全国的19.4%。而外资服务企业占有的中国市场份额一般仅为百分之几。比如在金融领域，截至2007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不到3％的市场份额。随着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外商投资比重将逐步增加。

　　[论文摘要]认识新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于防范和减少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以及采取正确措施对其进行突破，并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新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以及它所含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加强我国进出口企业技术性贸易管理，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措施，作为打破新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

　　所谓新贸易壁垒，是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是指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包括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在内的所有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它的根本特征是着眼于商品数量和价格等商业利益以外的东西，更多地考虑商品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边境措施，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

　　新贸易壁垒的出现并不断强化并非偶然，它是国际经济、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产物。新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进步及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安全健康意识空前加强，越来越关心产品对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影响。二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可持续发展理念深人人心，人们越来越关心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要求产品生产加工过程都不要以破坏环境或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要求生产这些产品时也不要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三是传统贸易壁垒如关税、许可证和配额等的使用不仅会受到国际公约制约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而且也易遭到对等报复。因此，这就为绿色壁垒等新贸易壁垒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四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它们涉及的技术问题较为复杂，容易形成新贸易壁垒。

　　技术壁垒指的是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欺诈行为及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技术性措施。它主要通过颁布法律、法令、条例中欧体育、规定，建立技术标准、认证制度、卫生检验检疫制度等方式，对外国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技术、卫生检疫、商品包装和标签等标准，从而提高对进口商品的技术要求，最终达到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人本国市场的目的。

　　(1)环境技术标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它们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

　　(2)多边环境协议。目前，国际上已签订的多边环境协议有150多个，其中近20个含有贸易条款。特别是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将禁止受控物质及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

　　(3)环境标志。环境标志是一种印刷或粘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标志。它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及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均无损害。

　　(4)环境管理体系标准。IS014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汲取发达国家多年环境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的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得到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界的普遍重视和积极响应。

　　(5)绿色补贴。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环境成本，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却因此而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自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费用的企业，有时给予一定的环境补贴。而发达国家则以违反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

　　社会壁垒是指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相关的国际公约有100多个，国际劳工组织(ILO)也制定了上百个国际公约，它们详尽地规定了劳动者权利和劳动标准问题。目前，在社会壁垒方面颇为引人注目的标准是SA8000，用以规范企业员工职业健康管理。通过认证的公司会获得证书，并有权在公司介绍手册和公司信笺抬头处印上SGS-ICS认证标志和CEPAA标志。此外，它们还可得到SA800证书的副本用于促销。目前，全球大的采购集团非常青睐有SA8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迫使很多企业投人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由此无疑会大大增加成本。发展中国家以劳工成本较低作为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三、我国企业应对新贸易壁垒的措施

　　1.实施以质取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应加大科技创新投人，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注重环境保护和工作的劳动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突破新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包括差异技术壁垒和创新技术壁垒。前者是属于战术手段，获得的是局部战果;后者是由于科技方面的创新，使其在某一领域的技术处于明显的领先优势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获得的是垄断竞争优势，是获取全局优势的战略手段。

　　2.实施出口多元化，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各国对进口产品的检测标准不一，出口企业除了花大力气提高产品质量外，还需努力开拓新市场，形成市场多元化格局，避免由于某一个国家市场关闭而导致企业陷人困境。

　　3.及时沟通信息，帮助政府加大交涉力度，取消一切贸易不平等待遇。面临国外技术壁垒时，应通过政府渠道向WTO投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4.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尤其是要抓好与出口产品相适应的研发创新体系的培育和建立，促进技术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从源头上逐渐改变落后面貌，从本质上提高竞争能力。

　　5.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管理及经营管理等必须适应科技时代和环保时代的要求。企业要培养具有良好国际贸易知识，熟悉国际经济法，了解世贸组织的协定、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和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具有计量、标准、质量管理和质量认证的知识和经验的人才。同时大力开发和使用电子商务，用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完善企业经营手段。

　　6.建立出口风险信用管理。加入WTO以后，企业国际贸易活动大大增加，出口贸易风险也随之加大，我国经营外贸业务的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也相对不足，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在此情况下，我国专门设立了政策性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口企业在每笔货物出口时按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保险金，这样出口风险就由企业转到了信保部门。加人WTO之后，我国外贸企业已开始利用国际通行的手段规避市场风险。所以，外贸企业在壮大规模和积蓄经验的同时，一定要建立出口风险信用管理。

　　[1]杭争.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3,(3).

　　[2]王永，江耀生.论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J].经济师，2003（1）.

　　[3]江晓娟,杨圣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前言[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其中，绝对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产生的标志，比较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

　　绝对成本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述贸易互利性原理的理论，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为各国扩大对外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只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即至少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才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并从中获得利益。而在生产上并不具有优势的国家能否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能否获得利益，该理论并没有回答。

　　为了弥补绝对成本理论的上述局限性，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基础不仅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存在相对差异，就可参与国际分工。“两优(利)取重、两劣(害)取轻”就是比较成本理论的核心与精髓，即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利益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能节省了劳动，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差异，从而扩宽了国际贸易的范围，为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多缺陷。为此，在李嘉图之后，又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发展、补充和完善了比较成本理论。比如，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则通过将机会成本引入生产成本的比较中，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语言重新证明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受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挑战，这两位瑞典经济学家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劳动，并引入等产量线、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等新的分析工具，从供给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1919年赫克歇尔在其《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初步提出两国之间产生比较成本差异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两国的要素禀赋不一样；二是不同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一样，第一次用生产要素密集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俄林继承了赫克歇尔的观点，1933年在其出版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则对比较利益形成的原因这一理论重新做出了清晰而全面的解释，并系统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奠定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H—o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丰裕程度的差别，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这就使得具有相同要素构成比例的同一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成本，国际贸易就由此得以发生。某个国家使用其丰富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因此，各国生产较大比例地使用本国丰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大比例地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就是一种能获得比较利益的国际分工模式。要素禀赋理论是对单一要素的古典贸易理论模型的修正和完善。

　　一直以来H—o理论被公认为国际经济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但到了1953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实证分析方法引入到该理论研究中，这一理论的不足被逐渐地发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行业的资本存量和工人数值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傍动比小于与进口竞争的产品的资本／劳动比，这与当时美国被公认为世界上资本最丰裕的国家显然相矛盾。为了解释里昂惕夫的悖论，许多经济学家利用本国的资料对H—o理论进行重新检验，发现既有肯定H—o模型的，也有否定H—o模型的，这使情况变得更为棘手。里昂惕夫悖论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悖论”展开研究，并做出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H—o模型先天存在不足，如要素密集度逆转说和需求偏好差异说；有的认为是里昂惕夫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出现差错。但是这些对“悖论”进行解释的学说都没有完全否定H—o理论，而是成了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他们采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利益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大推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1977年，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模型。该模型一经发表，就成为了研究新贸易理论极为有用的工具。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就是沿着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方法将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而提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从而使国家贸易理论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对传统贸易理论也做出了很大的补充。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对贸易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的国际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基于该理论，企业首先应扩大国内市场以获得相应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出口才有竞争力。这一阶段对国际贸易成因进行解释的理论还有以林德为代表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和詹姆斯布兰德的相互倾销理论。

　　相互倾销模型是布兰德和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一文中提出的，该模型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但从企业整体的角度上看却能获得利润最大化，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本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的话。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采取了相互倾销的市场销售战略。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贸易理论在模型的构建上摒弃了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把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之中，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且产业领域也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并非是规模经济报酬不变。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新贸易理论认为比较利益的来源除了各国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之外，还来源于一国企业的垄断优势和规模经济等。

　　但是，新贸易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它与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仍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关系，其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仍然没有离开比较优势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新贸易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新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1]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际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

　　论文摘要:入世后，随着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和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国外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社会责任标准等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制约了我国外贸的持续增长。入世后我国贸易摩擦多发的政府因素包括服务意识淡漠；服务功能缺位；政策行为不规范；政企互动不力等。为减少贸易摩擦，政府要调整中、长期发展战略；加强信息指导，建立高效预警、应对机制；加大WTO知识研究普及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宏观层面支持；政企配合利用谈判、游说手段解决贸易摩擦。

　　据2006年5月8日WTO秘书处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反倾销调查报告显示，在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地区)中，我国仍居首位，为33起，比2004年同期多9起。另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数字，2006年上半年我国遭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42起，其中反倾销案件29起，比2005年同期增长45%，涉案金额达到4.5亿美元，同比增长45.58%。

　　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摩擦增多，客观上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外部原因看，首先，WTO成立后，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作用日益弱化，而作为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简称“二反一保”)越来越多地被利用。我国加入WTO后，其他成员对中国原有的单边设限(如欧美对华纺织品配额)将逐步取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些成员的国内产业力图通过反倾销等措施来打压中国产品；另一方面，一些进口国的政府为转移公众对经济低迷的不满，往往出于政治考虑将责任推给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进口货。其次，国外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识偏差，也导致反倾销有增无减。现仍有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视我为“非市场经济国”，继续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性办法，这种非市场经济待遇对我出口企业确定合理定价策略及有效应诉形成很大障碍，“替代国”做法的随意性也刺激了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对中国产品动辄发难。从内部原因看，首先，我国经济持续快速上升，现已跃居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出口额成倍增长，更多的“中国制造”正在打入国际市场，这不可避免地与国外产业间发生更激烈的竞争。而中国产品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拥有比较优势，使我国在竞争中明显处于经济有利位置，于是经营滑坡的当地产业常常视中国产品为打击目标。事实上，曾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韩国和日本均先后成为反倾销的重点国家，并且至今依然是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大户”。其次，我国现有出口增长方式仍以量的增长为主，表现为较短时期内出口数量大幅攀升，但金额增长幅度较小，有时甚至下降，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调查的对象。再次，某些国内企业本身的问题是授人以柄的又一个诱因。一些企业低价竞销致使少数地方出口秩序混乱，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内部协调力度不够，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贸易摩擦逐步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由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不断延伸，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增大。

　　2．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逐步从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扩展。涉及的商品范围在22个HS二级分类产品中，除油脂、宝石、武器、艺术品和未分类产品外，其他17类产品全部被包括。其中前六位的涉案产品分别为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机电和音像设备、杂项制品、纺织品、玻璃和陶瓷制品，这六类产品案件数合计占75.8%。

　　3．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调查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所提数量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97%，降低到目前的60%；而发展中国家的立案数量比例则从过去的不到3%，快速上升到40%。

　　1．技术壁垒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约束性日趋严重。据商务部科技司调查，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170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出口产品受限比例提高了56%，损失金额增加了54%。2003年遭受国外技术壁垒的出口货物金额也超过了25%。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打着环保、安全等旗号，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随着传统贸易保护手段的减弱，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使用，对我国产品的出口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2．特别保障措施案成为“入世”后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特保措施条款是WTO成员为防止我国出口产品在入世后以较低的关税水平涌入各成员国市场，对其国内产业造成冲击而设定的条款。《入世协定书》第16条第3款规定，受此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种产品撤销减让或者限制进口。目前，美国、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已经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条款”的国内立法，为大规模运用这一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截止2003年9月底，已经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和欧盟对我出口产品发起9起特保调查，针对中国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

　　3．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社会责任标准等成为引发贸易争端的新型导火索。例如，近三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的61起知识产权调查案中有15起涉及到了中国47家企业。2005年上半年又有7种中国产品被立案调查知识产权，包括DVD、拖拉机、药品、汞电池、油墨打印机等。①

　　我国贸易摩擦多发产生于全球贸易争端频繁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形势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构成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外部根源；重视数量忽视效益的出口增长方式、对外贸易规模和地区的不平衡增长、企业出口秩序混乱等构成其内部根源。而“入世”后，我国政府在职能转变、行政法治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我们对这一改革的成效不能高估，毕竟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政策工具不规范等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潮流且容易招致贸易摩擦的问题。为此，需要调整和改进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完善其管理功能。

　　政府可出面组织跨国公司或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把贸易摩擦的矛盾转移到国外，这样既可以避免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又可以吸收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另外，在对外贸易中，为了减少我国对美、欧等主要贸易摩擦国的贸易顺差，还可以采取通过第三国出口的办法，避免与其直接发生贸易摩擦。

　　2．建立新型外贸促进体系。在“创汇思维”和“顺差思维”的指导下，过去我国侧重于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增长，鼓励措施都集中在最后的出口环节，既容易造成国内的不良竞争，又不利于出口产品提高技术含量。在目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又没有较好投向，贸易摩擦增加的形势下，政府应建立以鼓励创新、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为主要手段的新型外贸促进体系，给予科研、新品种培育、农民培训、制度建设以财政资助；鼓励不易产生贸易摩擦的产品，如成套设备、工业设备、飞机、船舶等大型设备和具有专有技术特色的产品出口；提升产品结构，鼓励和扶植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加工基地和知识密集型的出口基地的发展，提高出口加工产品的附加值。

　　3．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3%，极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从长远的战略来看，将扩大内需作为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既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又有利于避免可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政府部门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来认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为企业解决外经贸争端提供畅通的渠道。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条件。其次，政府应通过双边谈判积极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减少企业因自身力量薄弱，不得已通过低价格等不恰当手段开拓国外市场而引起争端的可能性。再次，加强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协调，建立制度化的对话和磋商机制，避免摩擦单边化和政治化。最后，政府要根据WTO规则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新近出现的法律，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使本国企业尽可能不因为本国的法律问题受到制裁，并方便企业寻求救济。

　　(1)充分利用通报咨询制度的信息渠道，加强信息收集与分析，加快信息传递与协调，为广大出口企业服务。建立国外贸易壁垒信息数据库或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收集并提供国内产业和相关国家企业生产销售的信息，调查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和要求，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及法律咨询服务。

　　(2)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健全出口产业安全预警、预报机制，加强企业自律。依托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重点省市，尽快建立包括重要产品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走势等内容在内的动态监控系统，争取应对贸易摩擦的主动权。特别是对重点敏感出口产品要做好出口价格、出口国家和地区的监测工作，发现有竞价销售、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要坚决制止，有效地帮助各类企业、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提高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防范和减少贸易纠纷发生。目前，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已经开通网络预警信息渠道，为我国企业提供预警产品的国外市场动态，各国进出口市场分析，我国预警产品的出口数据，预警报告等信息资料。2004年7月，上海也建立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个贸易摩擦监控预警系统，提供有关中国输美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走势、产品倾销幅度、产业损害程度等内容的动态监控预警服务及有关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程序规定的调查、磋商期前后和复审期应诉业务的咨询与培训服务等等。其它省市要尽快建立类似的系统，而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摩擦监控预警系统更应尽快建立。

　　(3)建立贸易摩擦快速应对机制。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介组织和企业的联席会议制度，发挥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形成统一协调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运作体系；建立“四位一体”的贸易摩擦联动机制，在应诉过程中快速高效地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驻外机构及进口商组成有机整体，形成快速反应链条。

　　(1)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挑选专业人员，尤其是法律专业人员，成立课题研究组或组成专门机构，由政府提供经费，从事WTO协议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各国谈判策略及相关案例的研究工作，跟踪各国建立于世贸组织规则基础上的立法动态，尽快培养和组建起一支熟谙国际法和WTO规则知识，具备分析、倡导、结盟、决策、谈判等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企业避免和解决贸易争端提供技术基础。

　　(2)在普及WTO知识方面，首先要办好针对各级政府部门和政法系统的培训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法律人才在新形势下驾驭政法工作和经贸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掌握应对贸易争端的谈判技巧和必备知识。其次，在高等学校中普及WTO知识，尤其在法律专业中要加设WTO相关课程。有意识地培养既有法律专业知识又熟悉WTO规则的年青人才，为今后参与各种国际经贸活动、解决贸易摩擦打好基础。再次，加强与WTO秘书处的联系，邀请WTO常设上诉机构里的专家到我国来举办一些与WTO有关的研讨会，指导国内有关部门和学生开展争端解决的模拟活动。最后，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各种介绍和咨询WTO知识的网站，通过网络在全社会范围内加速普及WTO知识。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新环境，着眼于减少因政府行为引起的贸易摩擦，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应按照“规范、统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规则要求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使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不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政策行为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贸易，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在对国内产业给予扶持和保护时注意与现有的WTO规则衔接，尽量使用WTO允许的、不受质疑的诸如支持科研创新、环境保护、消除地区差异类的财政、金融手段，把直接对于企业的资助转换为对科学创新、产品开发的支持，把对出口产业的普遍支持转向对核心产业的支持，通过这些调整，减少贸易争端。

　　(1)通过外交手段加大与涉案国的交涉力度，为企业提供政治支持。在摩擦解决过程中，一国外交手段的运用技巧和贸易交涉的力度，往往成为左右解决结果的重要筹码。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帮助企业成功应诉美国彩电反倾销诉讼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2003年美国发起彩电反倾销调查时，马来西亚企业也在其中，但在反倾销立案调查伊始，马来西亚驻美大使便迅速代表本国政府分别给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公函，引用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的有关条文，为马来西亚企业进行了积极的辩解。随后马来西亚政府又对美起诉方的资质和证据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并强烈要求美国反倾销主管机关对该案进行调查时谨慎从事。而且马来西亚政府还特别指出，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对美彩电出口明显高于马来西亚，但却没有受到指控。由于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马来西亚政府的有力交涉，最终帮助其企业取得了胜利。我国政府应从中得到启示，加大运用外交手段进行交涉的力度，帮助企业有理、有力、有节地对涉案国进行反击。

　　(2)加强地缘经济合作，联手受害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掠夺性、进攻性、侵略性的贸易行为，充分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及时予以反击，以保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平、公正，保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通过政府间谈判，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周旋空间。商务部长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的谈判能力不应是“发展中”的，面对诸多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具备比较“发达的”谈判能力，这样才可能在贸易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对贸易摩擦而言，政府需要在各个外交层面上同对手展开协商和谈判，沟通彼此对摩擦的态度，减少经济利益以外的消极因素对解决结果的影响。例如在反倾销诉讼中，通过双方谈判力争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要求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反倾销案件裁决中取消替代国做法，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与有关国家合作，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的部分条款等，都可为本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争端解决空间。目前，我国已任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为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负责组织商务部内外有关单位进行经济贸易方面的重大对外谈判，这必将对成功谈判及妥善解决贸易摩擦产生积极影响。

　　(2)政府和企业在磋商谈判过程中要加强沟通，政府应清楚地了解引起争端的国内产业的具体情况，对磋商过程中形成的初步共识或达成的初步协议应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企业公布，组织企业和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或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研讨，以确定其合理和需改进之处。

　　论文摘要：欧盟(EU)是极具吸引力的发达经济市场，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地。EU近年来出于产业市场保护等多方面的考虑，了“绿色”系列指令，构筑起“合法”的“绿色屏障”，即绿色贸易壁垒(GBT，GreenBarrierstoTrade)以限制进口。我国出口因之损失巨大，对EU的出口在成本、技术方面，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与考验。要保持我国对EU的出口优势，需要多方联合行动、多方面入手，积极应对。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国际趋势，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使关税的贸易保护作用变得极其有限，传统的非关税政策也仅能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于是，因技术体制、经济技术水平差异等产生的技术性措施以其“合法性”、隐蔽和灵活性演变成贸易壁垒，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TBT，TechnicalBarrierstoTrade)将成为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而“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维持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共同目标使得以环保标准支撑的GBT成为了TBT的核心。

　　WTO有关环境问题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一系列的相关协定中，虽然这些协定规定“不得妨碍正常国际贸易”，但另一方面却肯定各国的“环保例外权”，而在行使此种权力时，WTO有关环境贸易规范一般都比较概括和抽象，含混其词、模棱两可，缺乏有效和明确的约束性，导致了GBT在世界范围内盛行。

　　EU正是利用这点，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繁多、苛刻的绿色环保标准，构筑起“绿色贸易壁垒”，名正言顺地达到既有利于EU商品出口，又有利于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目的。

　　EU现有25个成员国，人口超过4.5亿，是极具吸引力而有价值的市场。EU担心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力量出口迅速增长，连年对其巨额贸易顺差，2006年高达916.6亿美元，会挤占了其市场并对当地经济产生冲击。而EU东扩后，新进成员竞争力还很弱，加之近年EU经济增长乏力，为保护对国民经济、国际贸易、就业综合影响大的相关产业，培养和提升竞争力，需要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TBT。如REACH法规的立论之一就是为了提高EU化学工业的竞争力，化学工业是eU的三大产业之一，直接雇工超170万人，年产值约5000亿欧元(高全德，2003)，显然EU要极力保护这个重点产业和市场，保持自己在该行业的优势地位。

　　环境问题已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EU等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消费者尤其关注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人身安全、环境保护、动植物健康等相关的产品质量与性能。

　　EU是最先意识到国际贸易中的TBT问题，早在1985年就批准实施了《关于技术协调和标准化的新方法》，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扩大到技术领域，强化了对其他国家产品进入EU市场的限制，进入EU市场的产品必须：(1)符合欧洲标准EN，取得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认证；(2)与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要取得EU安全认证标志CE；(3)进入EU市场的产品厂商，要取得ISO9000合格证书。同时，EU还明确要求进入EU市场的产品凡涉及EU指令的，必须符合指令的要求并通过一定的认证，才允许在EU市场流通。EU对产品的环境标准尤其严格，近年了一系列环保指令，并将今后的立法重点放在强化监管上，特别是加强安全、环保、质量、绿色生态等方面的监管。要应对这些绿色壁垒，就必须对这些“绿色指令”有所了解，下表对系列指令的内容进行了概括：

　　以这些指令形成的环保壁垒正在或将对我国机电、石化、纺织、制药等众多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进口国通过对进口商品是否达到其规定的“绿色”技术法规、指令、标准进行合格评定，符合要求的产品允许进口，不符合的禁止进口，从而对进口产品产生数量上的控制。

　　据商务部2006年12月25日的《200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调查报告指出：2005年我国出口因TBT而导致的直接损失达691亿美元和贸易机会损失达1470亿美元，分别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9％和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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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4年以来，EU一直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地，对EU出口稳定在占总贸易额的15％左右，EU东扩后我对EU贸易急增，2004年贸易顺差达370.4亿美元，同比增长48.5％，2005年分别为701.1亿美元和42.7％，2006年虽然顺差总量有增加为916.6亿美元，但是环比从47.2％下降到23.5％，显示出EU新壁垒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

　　当进口商品达不到技术要求而受到市场准入限制时，为维持出口机会、获得利润，出口方必然努力设法跨越EBT/GBT以进入进口国市场。而跨越EBT/GBT，就要按进口国的技术要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这需要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导致成本与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于是通过价格限制起到了限制进口的壁垒作用。

　　据欧洲家电协会测算，EU的WEEE系统的整个WEEE管理费中，WEEE的运输和处理费占75％，注册费占5％，行政管理费20％，废弃成本每公斤0.41欧元。而RollS指令虽然是自愿性的，只需提供符合性自我声明，但企业也需支出一些费用：如部件组份材料定性、定量分析的经费；替代品的开发及技术引进的经费、试用和检测费；生产设备改进的经费；合格评定与认证的经费；环保培训、环保产品开发、生产和市场调查分析及广告宣传的经费等。REACH则将EU市场上3万多种化工产品和其下游的轻纺、制药等500多万种制成品全部纳入注册、评估、许可三个管理监控系统。涉及的成本费用甚为昂贵。完成注册所需的评估测试，一项既有化学品的基础配套测试就需8.5万欧元。EU市场现有的3万多种化学品仅完成注册的直接费用就达约26亿欧元。

　　EuP指令则比WEEE和RollS的要求更多。要求企业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都要依照规定参数评估相关环境因素，使得产品在前期获取信息阶段、设计阶段、制作阶段、后期认证阶段都要承担不少的额外费用，大大增加了产品输往EU的成本。

　　本来我国打开EU市场靠的就是价格优势，而这些指令使我国出口到EU的产品成本普遍上涨6％～20％，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将使我国出口EU的产品竞争力大大降低，如不采取相应对策，我国许多相关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退出EU市场。

　　应对EU的GBT需要充分熟悉EU市场的规则、加大绿色系列指令的宣传，同时，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与研究机构联合行动，从标准国际化、信息交换、市场通行等多方面入手。

　　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战略的共同特点：强化各自标准化的作用，争取对国际标准化产生更大的影响，财力上大力支持IS活动，更多地参与承担ISO、IEC等的技术秘书处工作，从而争取国际贸易的主动权。

　　例如，按承担ISO技术秘书处工作数量和资助额计算，各国在ISO中的贡献率：德国为(DIN)19％，英国(SBI)为17％，美国(ANSI)为15％，法国(AFNOR)为12％，EU总计50％以上(占正军，2005：P225)。而我国仅承担一个技术秘书处和五个分技术委员工作，截至2005年1月，仅国际标准5项，且都是非关键标准，显然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国际参与交流。

　　中国要有自己的标准化战略，并积极推行中国标准国际化，这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国家要为改革现有标准创造体制并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首先，人才是关键。要培养熟练掌握外语、又熟知ISO/IEC国际标准审议规则并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标准化的专家。

　　其次，企业要和研究机构形成合力，积极以生态设计理念研发技术、开发产品，及时申请专利保护并实现产业化，注意与现有国际标准的兼容，在创造标准的过程中塑造品牌。例如，高通公司，作为一家出售知识产权的公司，他们将自己1400多项技术全部申请专利，然后将这一套解决方案申请为国际标准，通过标准许可费用、产品专利费用、芯片等多种形式获得巨额利润。

　　再次，开展GLP实验室认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检测检验体系，形成权威性的检验机构。

　　目前，我国建立的10个部级检测实验室，尚未取得GLP标准认证，所出具的检测结果EU不予承认，往往被要求重新提供通过GLP认证的实验室报告，这大大增加了我国产品在EU登记注册的费用。我国应当尽快组建符合GLP标准的实验室，并做好与其他国家实验数据的互认工作。

　　很多企业感到应对EU系列指令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信息滞后不灵通。应该建立产品生产使用物料中心数据库，形成企业(厂)←→集团←→产业协会←→专门的国家信息中心一条龙符合性物料的数据中心，让上下游产品公司分享使用，并及时环保符合物料，为企业节省重复检测认证成本；及时相关环保法规的动态进展、企业通报出口中所遇到的壁垒困境，通过互动沟通与创新突破GBT。

　　绿色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出口EU的企业应自始至终本着生态、环保的观念，在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前提下，主动获得相应的“绿色认证”，即获得通行EU市场的绿色护照，以表明产品符合EU规定的环保标准，是EU认可和鼓励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获得EU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环境管理体系质量认证或EU生态管理及审计体系认证，要求组织通过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来达到支持环境保护、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的目的，并可通过取得和经过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认证形式，向外界证明其环境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环境管理水平。

　　例如，上海ABB跃进电机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使其各类电机噪声指标降低到34分贝，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获得ISO14001认证后，顺利进入欧美市场，外销产品的比重由35％，猛增到60％。

　　EU通过EEC880/92、1980/2000条例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对除食品、药品外的所有消费品进行该体系认证，并于2005年9月进一步完善。获得生态标签的产品可贴上一朵绿色小花，常被称为“贴花产品”，EU的消费者能够识别官方认可的“绿花产品”，如今“贴花产品”在EU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总额急剧萎缩。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虽然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应对有方、措施得力,仍以全年1.2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在国际贸易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加之我国经济率先复苏,有关国家对我国防范和戒备心理增强,导致贸易摩擦事件增多,使我国本就复杂的外贸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理、稳妥应对,趋利避害,确保出口贸易保持持续恢复势头,推动经济健康平稳较快发展。

　　2009年全年,我国实现出口总额12018.8亿美元,同比下降16%,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出口国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仍然上升到9%以上,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全球贸易总额急剧下滑、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和矛盾增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2009年是我国遭遇贸易摩擦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全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高达12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102%,均达到历史最高值。其中,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涉案总额达76亿美元,为上年的5倍多。同时,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在严重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贸易战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复苏以及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于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转型工作才刚刚起步,相当数量的产品和企业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策略上,片面追求出口数量,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不仅给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巨大压力,本身不可持续,而且极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同时,由于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不多,往往会遭受巨额损失。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最终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一)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全球出口市场萎缩,经济复苏和就业压力使各国对有限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下滑2.2%。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美国经济连续下滑,至三季度按年率实际GDP环比增长2.2%,四季度增幅虽然有所提升,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09年10月份以来,一直维持在10%或稍高水平,由于经济复苏步伐缓慢,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预计2010年失业率还将上升。2009年欧元区GDP下降4.2%,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GDP分别下降5.3%、5.1%和2.4%。进入2010年后欧元区失业率达到两位数水平,创下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

　　经济衰退,使各主要国家进口量大幅减少,全球贸易量急剧下滑,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下跌幅度达到30—50%,预计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量下跌10%以上。为促使经济回升、保护国内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断加深,提高关税、滥用救济措施等手段被频繁使用。而由于我国经济、贸易率先企稳回升,势必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同时部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性,产品竞争范围不断扩大,也以各种理由设置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设卡。

　　2009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时间维持在6.82—6.83之间的水平。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由于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也被动地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实际有效汇率下跌。近期美元呈现一定的升值趋势,但由于经济基本面等决定因素并未有实质性改善,中长期来看仍存在贬值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我国出口回升的作用。美国政府对美元贬值采取放任的态度,本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性表现形式。

　　近年来,贸易保护手段不断向着更加多样、更为隐蔽的趋势发展,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等手段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具战略性的保护手段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气候变化成为影响各国之间经贸关系的重要话题,气候变化之争实质是发展权之争,发达国家试图将其与保护主义相结合,构筑新的绿色壁垒。欧盟因不满意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结果声称将考虑推出碳关税,美国参议院也拟将碳关税纳入审议中的气候变化法案,如果这些均成为现实,将会给我国大部分的工业产品出口造成强烈冲击,出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减,并最终使我国本已开始恢复和改善的出口局面受到拖累。

　　除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近年来,其它年份中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外需拉动特征,外需波动已成为经济运行中必须面对的风险。因此,要力争将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更多地建立在经济自身和企业内部,坚持主要依靠内需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一长期战略方针不动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注重灵活审慎地把握政策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统筹考虑、循序渐进,避免矫枉过正,失去经济发展既得的良好局面。

　　积极推动外贸出口转型升级,由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逐步转变,避免片面追求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以免激化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矛盾,促使对外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妥善解决国内出口企业之间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等问题,引导企业加强自律,提升出口产品档次,避免盲目的数量扩张和简单的价格竞争。引导企业加深对WTO规则和贸易救济知识的了解,加强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学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外贸风险,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密切关注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国际市场上主要出口竞争国汇率政策的走势,积极应对可能因竞相实施汇率贬值而引发的贸易战。坚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妥善处理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的升值压力。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在合理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控制好升值预期。推进外汇市场建设,加强外汇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外汇流动性管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开发适用的汇率衍生产品,鼓励出口企业运用汇率避险工具规避风险。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储备、国际结算与国际流通进程。

　　建立健全海关、商务、流通、检验检疫等部门参与的应对贸易摩擦应急反应体系,形成应对合力。保持与各主要国家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积极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在经贸谈判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全面评估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加强对各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跟踪。注重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发达国家设置的各种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充分合理的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各成员国对我国实施的各种不公平或歧视性的待遇及时提出反诉讼,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定的贸易报复措施,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重视和发挥相关行业组织在维护出口秩序中的作用,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指导,做好预警信息通报、出口风险,以及企业应诉指导和培训等工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避开贸易壁垒,建立自身的全球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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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