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步优化，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其外贸占比也在逐年增加。截至年位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与市场空间拓展不足，贸易逆差长期存在与贸易结构失衡抑制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改善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开辟出新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路径愈发重要。目前，国内对于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服务贸易的经济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以价值链为媒介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第二是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从服务贸易增加值的视角对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重新测算，指出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问题。第三是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与规则重构（）结合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成效及暴露出的问题，指出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创新试点

　　已有研究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区域及细分行业层面寻找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途径，但研究大多集中于一些国家的服务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比较，忽略了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深刻改变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催生出来一系列的服务贸易新内容、新载体以及新贸易模式这个事实。因此，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机遇，找出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足，并深入探讨中国服务贸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当下如何推陈出新，寻求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和颠覆式的创新变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走向。在数字经济影响下，企业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以及协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提高了服务贸易的可贸易性，极大地拓宽了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推进服务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服务贸易的商业模式与交易方式，也催生了服务贸易新业态与创新发展新模式。实现数字化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服务外包质量。例如，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引入到对潜在目标市场客户需求进行科学分析的领域上来；互联网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际在线教育等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以往无法进行离岸贸易的服务逐渐演变为可贸易化的产品，从而催生出全新的服务模式。这些新型服务贸易业态的不断涌现反映出数字经济带来服务贸易模式创新的事实。数字经济不仅能够催生出更多的可服务类型，为潜在用户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选择，而且会带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显著提高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质量。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实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出来的高效便捷优势是推进服务贸易通关监管模式和相关制度改革、提升服务贸易通关便利的重要捷径。实现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跨国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另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服务贸易的监管与统计效率。例如，将大数据、物联网与云计算技术应用于重点合作企业的运行监测系统和服务贸易企业直报系统中，企业能够通过信息互换与数据共享来实时掌握竞争企业及国际市场动向。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为服务贸易创新模式的衍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区块链技术、跨境电商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能够创造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依托数字化平台所提供的大数据资源及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与虚拟社交平台，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跨境交易质量检测和售后服务体系，企业研发、采购、生产与分销体系也日渐成熟。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电商企业与服务贸易企业的资源与市场信息，能够协助企业由线下市场转向线上平台进行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贸易效率与经营绩效。服务贸易企业还可以依托互联网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与个性化的产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持续偏低的事实与世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形成鲜明对照。以下将从总体规模和结构视角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据商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7434亿美元，同比下降1.78%。其中，服务贸易出口总额2420亿美元，同比增长4%，服务贸易进口总额50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35%。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描述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规模变化情况。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664.61亿美元；2018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高达7319.73亿美元。然而，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贸易逆差问题逐渐凸显。由图1可知，2008年以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额保持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虽总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逆差却逐年扩大。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额为401.94亿美元；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高达3140.57亿美元，短短几年增长了近8倍，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严重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贸易占比、贸易开放度及贸易竞争力是考察服务贸易结构的三个主要指标。自2008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上升，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1.94%，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9.32%，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比12.31%；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比16.93%，为近10年来最高占比，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8.09%，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比21.68%。此后服务贸易额占比逐年下降，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比下降为15.8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比7.73%，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比19.68%。中国服务贸易表现出进口占比偏高，出口占比偏低的两极分化特征。

　　为了比较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我们利用贸易开放度指数与RCA指数测算比较了2000年到2018年间中国、美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与贸易竞争力指数，如图4和图5所示。相比之下，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远低于印度，与美国的差距不大。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自2000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服务贸易RCA指数由2001年的0.56下降为2018年的0.31。

　　从具体行业结构来看，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10月中国运输业进出口总额为7642.4亿元，同比增长4.1%；旅游业进出口总额为15004.7亿元，同比下降5.3%；进出口知识产权使用费总额2141.9亿元，同比增长3.9%；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进出口总额4041.6亿元，同比增长19.7%。建筑业服务进出口总额1846.7亿元，同比增长10.5%；加工服务业进出口总额1014亿元，同比下降6.3%；其他商业服务6210.5亿元，同比增长10.2%。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是目前中国开展服务贸易最多的三类产业，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71.7%。通过比较1997年到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行业结构变化，可以发现，运输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维护和维修服务业以及政府服务业进出口占比总体较为稳定，且旅游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中占比最高；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虽有上升趋势，但总体占比偏低。

　　1997年，中国服务贸易以旅游业为主，其次是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业，加工服务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保险金融服务业、建筑业、知识产权使用费等产业的占比明显偏低。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中，旅游业占比由1997年的49.3%缩小为12.1%，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占比由1997年的0.3%增加至18.8%，知识产权费占比由1997年的0.2%增加至2.4%。

　　作为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中国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表3给出了2019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沿边地区的服务业水平最低。沿海地区中，北京、天津及上海地区的服务水平相对较高。中欧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导致了各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区域结构失衡。从国内区域分布来看，截至2018年，中国服务业进出口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占比84.8%，长江经济带沿线、京津冀地区、珠三角经济圈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到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7%。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占比共计65%，东部沿海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类别集中于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咨询服务以及运输服务业。内陆地区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从国际市场分布来看，区域结构失衡问题愈发明显。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合作排名前十的国家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5%。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区域集中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及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区域集中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以及美国。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以及顺差来源地，中国内陆与中国香港的双边服务贸易占中国内陆服务贸易总额的67%。

　　结合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制约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现实瓶颈及其背后的原因，这将有助于我们提出解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实问题的应对之策。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整体规模偏小，对外贸易总额占比偏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足。与此同时，由于区域比较优势差异导致的中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也十分突出。处于沿海地区的服务企业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内陆与沿边地区的服务企业，且企业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中于长江经济带沿线、京津冀地区、珠三角经济圈等区域，而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则集聚于内陆地区。服务贸易规模有限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贸易便利化建设水平低下，企业服务贸易的审核周期长，贸易成本较高。行政审批手续繁杂、审批流程透明化程度不高，对外企的审批条件严苛、审批材料过多、耗时过长等问题降低了跨国企业的效率，打击了企业跨国服务的积极性。此外，随着服务贸易主体类别、服务种类以及贸易规模的增长，中国外汇审核制度对服务贸易付汇单证真实性的审核周期长、难度加大，给中国离岸服务贸易业务的开展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中进口占比偏高，出口占比偏低的两极分化特征十分显著。自200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服务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不利影响。贸易结构失衡也是导致多年来持续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开放程度较为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甚至低于印度的水平。此外，中国服务业市场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不足，难以确保外部契约的顺利执行，也严重制约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与此同时，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也成为重要制约因素。尽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整体趋势，但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更为隐蔽且广泛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所设立的服务贸易壁垒限制了中国服务贸易活动的开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时常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中国服务产业。这是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制度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相关法制法规建设尚待完善，针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从而阻碍了音乐、视频等数字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服务行业结构分布不合理，过度集聚容易引发恶性竞争，这是影响服务贸易质量的重要原因。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等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偏低，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旅游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占比偏高。这种过度集聚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现状极易引发行业的恶性竞争，压缩贸易利润空间，而且会使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无法实现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而服务行业结构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服务业复合型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目前，中国从事传统服务贸易的专业型技术人才相对过剩，严重缺乏具备跨行业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难以满足现代服务业实现跨区域发展的需要。以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为例，软件架构师、项目管理与系统设计师等高层次人才十分缺乏，软件蓝领等基础型人才也严重短缺。反而是系统工程师等处于中间层次的人才相对过剩，这种两极分化的人才结构在金融服务行业同样存在。承接管理离岸服务外包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十分匮乏，而一般的技术人才过剩现象屡见不鲜。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兴起，中国服务业要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创新发展，就迫切需要云计算、网络金融及大数据等新型服务业领域高端人才的加入。

　　相比于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中国服务贸易的统计制度亟待完善与优化，统计平台建设落后，对于服务贸易的风险监测与分析跟进不力。一方面，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导致主要服务贸易企业相关数据直报不积极，相关部门对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信息缺乏有效对接机制，部门之间数据对比与实时信息共享难以实现，统计数据漏统现象时有发生。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对于行业服务贸易数据的公布存在滞后性，不利于地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工作的开展。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现实瓶颈主要有贸易规模整体偏小，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有限、行业结构分布不合理等。数字经济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开辟了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如何充分把握这一重大机遇，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增添新动能尤为重要。

　　作为数字贸易大国，中国有能力为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应顺应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尽快掌握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第二，相关部门应该加快跨境数据互联互通建设、尽量规避数据本土化问题，在确保网络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服务贸易数据的实时共享，规避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制定合理措施应对数字贸易壁垒，建立健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与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互联网资讯的开放水平；第四，率先制定涵盖跨境电子支付、认证、缴税与互联网消费者权益保障的跨境电商标准体系，规范服务贸易企业的跨境经营活动，打造集电子监管、在线通关认证、商检与在线服务认证为一体的“中国方案”。

　　针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不高的事实，中欧体育政府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服务企业的国际合作步伐。第一，选择重点国家或地区开展深化合作，并由此逐渐扩大与重点国家周边国家的合作，最终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合作体系。具体而言，服务贸易企业应时刻关注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易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举办的企业推介会和相关论坛，强化服务行业间的务实合作，确保企业对接洽谈和信息数据交换的及时性与合作内容的充实性。第二，鼓励服务贸易企业以现有贸易伙伴为基础，不断加强跨国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格局。第三，重点关注中国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国的跨国合作，继续加大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5国和中东欧“17+1”国的国际合作力度，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合作体系，营造良好的服务贸易发展环境。

　　第一，要持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强化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使得企业能够吸引来自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级要素供给，提高本国的服务水平。中国可以适度放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以及相关限制措施，推动研发设计、电信金融、文化教育以及医疗等行业的价值链升级。第二，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竞争市场环境对于服务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作用。中国应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依托，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兴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服务业企业与外资企业开展公平市场竞争，增强企业竞争活力。第三，对于放管服改革仍要继续进行。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为服务贸易企业建构一个政策环境稳定、市场透明、服务高效便捷、风险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性，通过降低或减免服务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少企业的融资和经营成本，建立完善的出口退税机制并加大退税力度，充分发挥服务业带动产业资金流动的作用，合理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向创新研发领域，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应格外重视塑造数字强国、网络强国形象。积极引进外资来强化中国的数字经济建设是实现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合理引导外资进入中国内陆及沿边等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区域，将外资投向公共及社会服务领域，实现外资的“普遍服务”，进而提升这些地区的服务业发展，破解区域结构失衡的困境。此外，应充分重视外资引入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业态及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推动作用，积极引导国外加工贸易企业在华设立集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数据与结算以及物流分拨于一体的区域服务机构；同时鼓励外商企业以并购、合资或参股的方式参与到国内服务业的研发中去，共同制定与推广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标准，并就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及前沿科技等领域深化合作。在此过程中，应积极优化国内法制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不断完善跨国合作的安全审查制度及外资信用监管系统，以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事中事后综合管理系统，合理评估服务贸易合作风险。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整理 文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