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与我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之和约占全球GDP的16.0%，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3.4%，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2016年，中国与沿线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5.9%，体现了全球经济缓慢恢复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良好态势。

　　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进出口市场贸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贸易、越南、泰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中欧体育，同时也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进口市场。2016年，中国向沿线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的27.8%。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商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占比最高的是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高达35%。中国主要从沿线国家进口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和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占比高达51.4%。

　　“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加速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为中国企业拓展沿线国家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首先重点开展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交通、通信领域的互联互通，一大批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已取得初步成就，既带动了资金、技术、产能的输出，也为沿线国家间开展贸易合作降低了成本、提供了契机。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机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除了现有的多边、双边贸易合作机制外，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产业园区、政策对接、博览会等多元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搭建了制度平台。在今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机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贸易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为“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提供机制保障。

　　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不尽相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沿线国家中既包括少数发达国家，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大量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性会使“一带一路”建设难以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也会加剧多边磋商谈判的难度。

　　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普遍较高，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带来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为主，其关税壁垒均处于较高水平，这对相互间贸易构成一定阻碍。此外，由于中国对沿线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产业存在一定的同质竞争，易引起贸易摩擦。贸易便利化软件水平普遍不高，海关清关效率、过境管理的透明度、通关手续的烦琐等均对贸易畅通起到阻碍作用。

　　国际贸易的规则体系还不稳定。“一带一路”本身并不是一种紧密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仍然以遵从WTO多边贸易规则、双边贸易协定为主。而在沿线国中，目前仍有很多国家尚未正式加入WTO，其外贸政策将会对货物的自由流通产生一定负面效应。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中国目前只与少数沿线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总体而言，与沿线国家间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化的多元化、地区冲突不断、地缘政治不稳定使贸易合作存在一定风险。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某些地区仍存在地区冲突、地缘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文化鸿沟、宗教冲突、种族歧视、经济差异等使得一些地区和国家尚未建立稳定的发展环境，其市场风险处于较高水平。

　　积极推进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带一路”贸易合作需要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度保障，在多边贸易谈判暂时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形势下，可以优先开展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根据不同的贸易伙伴，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贸易合作。

　　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中国的传统货物贸易优势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沿线部分贸易伙伴的优势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品，还有一些国家农产品贸易优势明显。虽然中国与沿线国家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但传统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增长的带动效应不足。各国应联合科技研发，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竞争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商品贸易推进，提升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还未加入WTO的国家，关税仍处于较高水平，通过双边、区域谈判降低关税壁垒仍有较大努力空间。应对非关税壁垒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对于较多使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国家，可以通过外交交涉促使其减少调查中的不合理、不规范做法，尽量减少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频率；对于较多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国家，可在WTO框架下督促其加强相关措施、标准的透明通报，减少对贸易的不必要阻碍；利用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议》的有利时机，有步骤有计划地督促各国简化通关手续、保障货物畅通。

　　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联合预警，规避风险。为尽可能减少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对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与沿线各国政府对本国及周边区域的政治风险、军事风险等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估和判定，在风险因子萌芽时期联合预警，及时防范，减少冲突，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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