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繁华（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摘要】服务贸易作为当前国际经贸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将从多个不同渠道赋能我国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期间，我国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革命与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与国内消费提档升级、产业转型升级与现代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因素对服务贸易发展形成的影响，立足“改革、开放、创新”，通过聚焦创新驱动、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贸易载体建设、服务行业深层次改革、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等，在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为更好地赋能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服务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简称，是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7月13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办好今年的服贸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分析“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探讨服务贸易对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的国际化形态，它与服务经济、服务消费、国际投资等紧密相连。由于服务贸易具有交易内容无形性、交易方式复杂性、交易影响敏感性等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活动中主要处于边缘位置。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各国服务市场纷纷对外逐步开放，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明显加快，其增速甚至超过同期货物贸易。据WTO资料显示，从2012年至2019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贸易出口的比重，已从19.5%提升至24.5%。服务贸易不仅已是国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国际经贸领域中最活跃的“新引擎”。

　　习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说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离不开参与国际循环，而且要通过更加开放的国际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服务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上讲，加快服务贸易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服务贸易将扩大我国内需市场规模、提升我国内需市场结构，并促进“内循环”支撑体系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2020年，尽管遭遇世界经济的急剧动荡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依旧达到10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万元，同比增长4.7%。伴随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我国内需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消费的结构和模式也在发生改变。突出表现为：消费重点开始从以往的生存型消费为主，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为主转变，特别是服务消费开始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明显上升。不仅如此，如表1显示，服务消费弹性普遍高于同期食品、衣着等物质消费，也就是说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当前内需市场增长的重点和关键。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我国包括高端服务在内的优质产品供给，却还存在明显“短板”。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内需市场和规模优势的发挥，而且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质量的提升。鉴于此，通过发展服务贸易，一方面可解决国内服务高端产品供给的不足，促进我国服务消费市场发展；另一方面高端服务进口所产生的外溢和示范效应，将推动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运行效率，优化流通领域结构体系，从而对我国“内循环”的支撑，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第二，服务贸易将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结构和层次，促进向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利用外资和发展加工贸易，谋取国际分工利益。凭借多年位居世界各国对外贸易规模首位的成就，我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占据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分享得到的国际分工利益也比较有限。全球价值链（GVC）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研究表明，在目前GVC分工体系中，服务贸易不仅是链接不同分工环节的纽带，而且是GVC各环节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根据经合组织研究报告，当前全球贸易增加值的52%是来自于GVC上服务贸易活动创造的价值，该比例在美国、英国、法国则更高。换言之，服务贸易已成为决定一国在参与GVC中分工地位高低的关键因素。这给我国的启示是，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风险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我国如果需要提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分工地位，增强参与经济国际循环的抗风险能力，那么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路径。事实上，已有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分工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都产生着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

　　第三，服务贸易将强化我国经济“外循环”和“内循环”的互动发展，更好地利用“外循环”提高“内循环”发展水平。要实现我国经济“外循环”和“内循环”的相互促进发展，既需要动力，也离不开两者间的契合程度。从动力上看，我国正在进入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这阶段的重点。服务业对外开放幅度的加大，将直接带动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进入新的快车道，从而为“外循环”驱动“内循环”营造新动力。不仅如此，我国“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利用“外循环”吸引国际上优质要素集聚我国，进而推动我国“内循环”的转型升级。目前，从贸易分类上讲，无论是科技成果、创新人才等优质资源国际流动的业务本身，还是服务优质要素国际流动的各种支撑体系，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新发展格局中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提高“外循环”驱动“内循环”的契合度上看，因服务贸易具有其他经贸活动无法比拟的天然“粘合剂”功能，这也决定了服务贸易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地位。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明显加速。2020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5%，同比提升9.9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攀升，服务贸易大国地位得到不断巩固，这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服务贸易在“十四五”阶段更好地赋能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7850亿美元，为2015年的1.2倍，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比重，也从2015年的8.8%，稳步提升至2019年的10.2%。2020年，因受到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重大冲击，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虽然同比下降15.7%，但是，如果剔除旅行服务贸易，我国仍实现服务进出口增长2.9%，其中出口增长6%，为支撑我国货物贸易发展和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1）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贸易新模式、新业务不断涌现。尤其是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明显加速，“十三五”期间对服务贸易额的贡献率甚至高达103.5%。一些特色服务项目出口优势也开始显现，如文化产品进出口，2019年贸易额已达1114.5亿美元，同比提升8.9%。数字服务贸易增长加速，2015-2019年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从2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722亿美元。此外，“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4.4%，占比从2015年的69.8%提高至2020年的78.5%，为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作出了贡献。2021年一季度，我国利用外资实现了较快增长，服务业继续成为外资增长“主引擎”，实际使用外资2377.9亿元，同比增长51.5%，占比达78.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43.9%。

　　我国服务贸易尽管在“十三五”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和世界上服务贸易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包括：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还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在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比重依旧偏低等。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营造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也存在很大的距离。“十四五”时期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既要看到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看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全球供应链变迁、区域合作重组等带来的新机遇。纵观“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我国尤其需要高度重视以下因素对服务贸易产生的效应。

　　其一，数字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数字和信息技术潜能加速释放并叠加倍增。数字技术革命开始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加速阶段，深刻改变着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一方面大大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内涵和空间，并有力提升了服务贸易的精准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因数字技术革命减少了服务贸易壁垒，特别是面对面服务的接触成本（face-to-face cost），更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各种可能性。服务贸易便利化，推动产业朝着智能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借助于近年来我国对数字和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当前我国互联网、物联网、无线宽带、移动终端、超级计算等技术和设施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5G等重要技术领域和互联网商业模式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据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达到36.2%。这意味着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其二，新发展阶段和国内消费的提档升级。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显示，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升，一国不仅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会攀升，而且该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置于这样的分析框架，不难看出我国目前服务贸易存在明显的增长空间。实际上，2019年我国人均服务贸易额是560美元，该数据仅为美国的12.6%、日本的17.3%和德国的6.6%，差距很大。“十四五”时期我国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且要求明显改善分配结构，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同步增长。同时指出，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鉴于此，可以发现，无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还是从需求侧管理角度上看，我国服务贸易在“十四五”时期都会迎来更好的国内发展环境，从而促进服务贸易更快速发展。

　　其三，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服务贸易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我国明确“十四五”将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这必将需要服务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与之相适应，从而倒逼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上讲，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开放条件下，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表现形态，就是科技创新服务贸易、现代金融服务贸易、人力资源服务贸易。换言之，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也和服务贸易发展高度相关。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同样需要服务贸易的繁荣发展贸易，需要高水平的金融服务贸易、科技服务贸易等生产性服务贸易支撑，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更使得先进制造业的附加值中，直接就包含有相当多来自服务贸易的优质要素资源。据统计，为了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我国积极开展科技服务贸易进口，2015-2019年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由220.3亿美元增长至343.8亿美元，年均增长11.8%。

　　其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十四五”期间，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营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具体就服务贸易而言，我国将大幅减少服务贸易进入门槛，继续推动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以及其他区域性双边和多边的服务贸易合作。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此外，我国将积极参加国际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维护和完善，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等。这些都对我国“十四五”服务贸易的发展，从国际环境角度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发展服务贸易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立足“改革、开放、创新”三个关键词，尽快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具体而言，强化服务贸易赋能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路径，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聚焦创新驱动，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我国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鼓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努力形成有助于服务贸易业态创新的多元化、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拓展新兴服务贸易集聚区域，积极发展研发、跨境租赁等新兴服务贸易，鼓励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发展，努力使我国服务贸易的模式和业态，从以往的“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及“领跑者”。要积极鼓励运用各种新兴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贸易，支持引导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服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创新研发机制；鼓励服务贸易企业跨越传统产业边界、整合产业要素资源，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加快服务贸易人才资源的引进和培养。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鼓励服务贸易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强化理念思路更新、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等。要围绕我国服务贸易关键“短板”和战略需求，支持我国服务企业以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联合投资等方式，高效配置全球人才、技术、品牌等核心资源。

　　第二，扩大服务行业对外开放，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优势。我国要进一步降低服务领域准入门槛，减少服务贸易经营范围限制，大幅提升服务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要引进国际惯例和市场准入规则，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实行服务贸易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商务、外汇管理、税务、海关、出入境管理、金融、文化、旅游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内外标准的对接。要坚持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相结合、开放与监管相协调、准入前与准入后相衔接，从制度层面和重点领域持续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积极复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用，积极引导外资向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集聚，为外籍高端人才在办理居留、工作许可、社会保障提供“绿色通道”服务。积极做好服务行业有序开放的风险压力测试，健全服务贸易的制度化监管规则；主动适应服务贸易发展新变化，不断推进政策创新，不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水平贸易。

　　第三，围绕促进“双循环”，全面推进服务行业深层次改革。我国要聚焦体制机制、市场规则、事中事后监管等事关服务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服务行业改革。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强化综合改革探索，放宽市场准入，下放或取消服务领域审批权中欧体育。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推动资金、技术、人员、信息、数据等各类要素的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要进一步加大对现代服务行业发展的要素支撑，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业投资。加快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完善技术贸易管理体系，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改善服务消费环境，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要完善便民消费服务设施，积极开拓城乡服务消费市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应深入改革通关监管制度和模式，为与展览、维修、研发设计等服务贸易相关的货物、物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

　　第四，加强服务贸易载体建设，健全服务贸易发展促进体系。我国要依托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进服务贸易集聚区建设，形成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支点。以服务功能优化、竞争力提升为核心，以综合评价为助力，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基地的提档升级。应支持服务贸易基地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强化增强基地要素吸附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尽早打通“内循环”和“外循环”所涉及的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之间的链接，加快和完善科技服务、智慧物流、公共数字技术、检验检测、国际展示等领域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挥各类服务贸易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的功能。落实有关公共服务平台扶持政策，加大对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维护维修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建设一批服务贸易境外促进中心，并且通过建立服务贸易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为服务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和海外法律支撑等服务。要完善服务贸易分类和统计方法，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统计监测系统工作机制，继续探索和优化涵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四种服务贸易模式的全口径统计等。

　　第五，扩大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增强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规则制定。在推动服务贸易的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加强和有关国际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在努力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的同时，努力在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积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尤其要在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自己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对象，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市场，在巩固传统服务贸易市场的前提下，推动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完善与重要贸易伙伴之间合作机制，深化多双边合作形式，推动形成更宽领域的服务贸易合作新格局。要善于抢抓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能带来的服务贸易新机遇，积极拓展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新合作，并且尽快实现中日韩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突破。要以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争取打造中欧服务贸易合作新局面。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三角地区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与全面升级：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黄繁华、洪银兴：《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2期。

　　②王晓红、朱福林、夏友仁：《“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及“十四五”展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③王晓红、费娇艳、谢兰兰：《“十四五”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思路》，《开放导报》，2020年第2期。

　　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0》，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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