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一些西方国家和接受美援的国家，也宣布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和提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原则，一方面执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另一方面也利用一切机会开辟对外联系渠道，“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①，同时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同外国做生意，以逐步打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禁运”。

　　周恩来一直是管理和指导我国各部门执行上述对外政策和方针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或贸促会）也主要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成立和开展对外工作的。

　　１９５２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提出了各国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倡议。会后，周恩来迅速批准了立即组建中国贸促会的报告。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１０天，出席莫斯科会议的３位日本国会议员应邀到达北京访问，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以此为开端，贸促会以民间性贸易团体的身份，积极建立民间外贸渠道。

　　本文主要是从贸促会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展对外工作的这一个局部，试图探讨周恩来的部分思想和实践。

　　根据１９５２年以来我国各有关部门对日本开辟和发展民间流的具体实践，周恩来逐步形成了一个打开外交局面的新思路，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他不断指导各部门先从贸易、渔业、日侨问题、文化、体育、和平事业等领域的民间交往做起，不断扩大各种交流渠道，广交朋友，以期日积月累，最后终将水到渠成，达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１９５６年在会见日本外宾时，他说：“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②这里所说的“国民外交”，是为了适应日语习惯的说法，周恩来在其他场合则用“民间外交”或“人民外交”来表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他１９５２年提出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③这一论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后来，不仅中日关系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并最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而且中国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是按照这一思想发展的。

　　例如，１９５５年他在会见法国议员时曾提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④实际上，在１９６４年中法正式建交前，贸促会和其他部门就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同法国各界开展民间交往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由贸促会出面邀请和接待了法国经济代表团两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６日夜亲切会见了第二次来华的法国经济代表团，谈到希望通过两国经济和工程技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来弥补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缺陷。１９５６年，贸促会以民间性团体名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出，还争取法国总统戈蒂来中国馆参观。

　　又如，１９５６年周恩来会见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时曾表示：中国希望同拉美各国开展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人民团体开始。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中国贸促会先是在５０年代里与阿根廷贸促会互派代表团访问，先后邀请和接待了巴西贸促会主席、巴西工业联合会副主席等人访华；而后在６０年代初，由贸促会代表团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并在巴西先后受到副总统古拉特和总统夸德罗斯的接见，从而促成了古拉特副总统应我国董必武副主席的邀请于１９６１年访华，在两国未建交的情况下，签订了贸易与支付协定。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中国贸促会在墨首次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以及邀请墨西哥贸易代表团于１９６４年４月访华。

　　再如，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会见贸促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奥地利工商界代表团时，也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首先由民间接触开始。不管是贸易、文化、学术的接触都好。因此，我们欢迎你们来访……我建议由贸易促进会与你们订个加强往来的协议，民间协议也有助于关系的发展。”⑤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意见，贸促会随后曾两次到奥地利去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展出，后来与奥地利联邦商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于１９６４年９月两个机构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协定，并附有进出口货单，同时双方以换文形式达成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

　　从以上事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５０年代中期形成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想，既是从他指导各部门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产生的，又反过来对包括贸促会在内的各部门以后的对外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针作用。

　　早在１９５２年，周恩来就把“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作买卖”列为我国当时的六项外交方针之一。他说：“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⑥在当时西方大多数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的情势下，周恩来把对外贸易提高到外交方针的地位上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极富远见的。

　　贸促会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努力开拓民间的对外贸易渠道。在最初的几年中，曾先后同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的民间或半官方团体签订了以货易货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协定和协议；同马来西亚联合邦（现名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工商业考察团分别签署了联合声明，主张发展双边的民间贸易往来；还与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比利时、阿根廷、奥地利、巴西、意大利等国建立和发展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合作。

　　根据贸促会和其他部门开展对外贸易往来的实践经验，周恩来后来又进一发展了他一贯重视对外贸易关系的思想，把发展中外贸易关系与主张和平、倡导和平共处并列，作为搞好国际统一战线的两项基本条件。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美国害怕这两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年，周恩来在会见贸促会接待的日本关西经济界访华友好代表团和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时，曾先后阐述了我国愿与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意向。此后，周恩来于１９５８年２月亲自指导了我国外贸部及其所属的公司与日本以稻山嘉宽为首的几家大钢铁厂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日长期易货协议（中方出口铁砂和煤炭贸易，日方出口钢材，易货总金额为２亿英镑）。虽然这一协议因故未能履行，但是周恩来后来亲自邀请日本资深政治家松村谦三两次访华，促成了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中日双方签订《——高（石奇）达之助备忘录》，终于实现了两国间以综合易货、进出口平衡为原则的长期贸易。

　　７０年代初，贸促会先后邀请了菲律宾商会代表团、泰国经济代表团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来北京访问。在中菲、中泰间没有外交关系、中断贸易关系也已有２０多年之久的情况下，菲、泰两国政府领导人都有意先与我国恢复贸易关系，而后再视情况考虑建交问题。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菲、泰两国政府的意向，不仅指示贸促会接待好两国代表团，力争与两国客人分别达成进出易，而且还亲自出面先后会见了菲商会商业委员会主席埃乔斯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菲商会主席克拉维西拉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泰国副外长和以后升任外长的差提猜两次率领的贸易代表团，亲自向菲、泰的贸易使节们做工作，并决定以优惠价格售给泰国急需的５万吨轻柴油，使菲、泰派来的“探路团”满意而归。随后，周恩来同意派贸促会主任王耀庭率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访菲、访泰的贸易代表团回访两国，继续以扩大双边贸易为主题，增加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至１９７５年６月，应中国政府邀请，菲律宾总统和泰国总理先后访华，周恩来抱病在医院里分别会见了两国领导人，并签署了中菲、中泰的建交公报。至此，周恩来关于贸易先行、推动外交关系的思想，又一次在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中得以完满实现。

　　深入地研究周恩来重视发展中外贸易关系、以贸易促进外交的思想，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的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１９５２年６月和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国贸促会先后与日本有关团体签订了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日本吉田政府秉承美国旨意横加阻挠，两次协议的履行情况都较差。第二次协议于１９５４年年底期满时，正值以鸠山首相为首的日本新内阁成立，在日本人民广泛开展的日中友好运动的推动下，鸠山新内阁表示了积极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某种意愿。在这种形势下，贸促会派贸易代表团应日本有关团体的邀请，于１９５５年３月底至５月初访日，商签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文件。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代表团此行采取“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即争取把两国间的贸易纳入政府间的轨道，特别是要推动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使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正常化。根据这一指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都是以政府官员和贸促会负责人的双重身份访日的；与日方谈判签署的文件，不再称“协议”，而称“协定”，虽然不是政府间协定，但有与政府挂钩的含义；在签订时，双方还进行了换文，日方申明鸠山首相对协定表示支持和协助，我国陈毅副总理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此外，双方还约定将尽早互设享有外交待遇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双方将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贸易问题举行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政府间协定；双方同意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互办商品展览会。总之，代表团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取得了积极成果，其实质是把民间贸易关系提升为半官方贸易关系。

　　“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还指导了贸促会寻求与其他未建交国家建立半官方关系的途径。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并达成谅解，埃及于当年８月派政府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外贸部长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埃及方面还同意中国外贸部在开罗设立商务代表处。这样就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过渡模式——先设商务代表机构。

　　同年１２月，周恩来在会见乌拉圭驻香港商务专员时，曾指出：中国愿同乌建立外交关系，如乌政府有困难，可以从建立贸易关系开始，可以互派代表团讨论和签订贸易协定，可以互设贸易机构。至此，应当说，周恩来关于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可以先与外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做贸易，可以先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方案已臻成熟。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贸促会曾通过民间渠道与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等未建交国家先后探讨过发展双边半官方贸易关系和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并在６０年代前半期，陆续同巴西、意大利、奥地利、智利的半官方机构达成了互相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商务机构的协议。

　　周恩来逝世后，他的这一思想仍然继续指导了外交部、外贸部（外经贸部）和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对尚未建交国家的工作。例如，在中央的部署下，外交部先后在沙特阿拉伯、南非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外贸部在新加坡设立了商务代表处，贸促会在韩国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会代表处，都对促进双边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发挥了先导作用。

　　１９５２年９月，锡兰政府不顾美国的压力，决定派商业、贸易和渔业部长申纳那亚克率领贸易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接待工作时，特别指示贸促会要学会广交友，深交友。这一指示成为以后贸促会几代人开展对外工作的座右铭。

　　周恩来一向十分重视结交外国朋友，建立与各国友人的深厚情谊。他本人身体力行，广交友，深交友，乃至把某些有敌意的人争取过来，成为朋友，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他的人格的独特魁力。所以中欧体育，在他逝世后，我们只听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各界人士赞扬他、怀念他、崇敬他的声音，而没有什么人敢于站出来诽谤他、贬低他。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周恩来的这种独特魁力，是由他的许多优秀品德、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风范构成的。

　　第一，以诚会友，耐心释疑。５０、６０年代里，外部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恶意的宣传，许多外国客人，包括对中国抱有友好情谊和愿意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人士，在来中国访问前，都在头脑中装有大大小小的问号。周总理在会见贸促会的每批外国客人之前，都要详细地了解每位客人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头脑中有什么问号，然后进行有的放矢的谈话。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谈话既有针对性，又入情入理，而不强加于人，中欧体育使客人感到可亲可敬。他常常在解答客人们问题的过程中结交了朋友。周恩来的谈话艺术，是以“诚”字为精髓的。

　　周恩来还经常教导各部门从事涉外工作的同志：“一方面我们不要把进步说得过分，另一方面，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主动……人家提出好的意见要接受，有缺点知道了就要改，‘知过必改’是中国很好的一名古线月，日本国际贸促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第一次来华访问。他在日本侵华时期出任过内阁大臣和陆军省顾问等，战后被定为战犯。１９５４年９月，他出任日本国际贸促协会会长，来华访问一方面是要与贸促会商谈会务工作，另一方面主要是想观察一下“在有６亿人民的中国当政这几年，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１月 ２３日，周恩来会见了村田省藏。村田向周恩来直率地提出了５个有关国际政治、中日关系、日台关系等的大问题，并且亮出了自己某些并非正确的观点。周恩来耐心地与他谈了５个小时，详细地解答了他的每一个提问，使村田大受感动，回国后写了一篇《中国访问记》的长文，详细记述了他的访华经过和他亲眼看到的新中国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变，还转述了周恩来对他的部分谈话内容，向周恩来表示由衷的敬佩。１９５５年，他在日本全力接待了中国贸易代表团，表现十分友好；１９５６年又两次访华，主持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他说，他已下决心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日中友好事业。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的第四任会长藤山爱一郎，１９５８年进入政界，曾任岸信介内阁的外相，负责谈判日美安全条约。当时，《人民日报》曾点名批判过他的一些错误言行。后来他竞选自民党总裁失败，在晚年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以国际贸促协会会长身份每年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是抽出时间来会见藤山，作长夜之谈，使藤山感铭至深，二人成为挚友。１９７５年他来华访问，成为周恩来最后会见的日本友人。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日本政、财界的著名人士松村谦三、高（石奇）达之助、土光敏夫、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等人身上。冈崎嘉平太在９２岁高龄去世时，紧紧抱着周恩来的照片入殓，使不少日本朋友为之感泣。

　　１９５６年９月底至１０月下旬，英国贸促会主席波以德一奥尔勋爵（英国上议院议员，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及夫人访问中国。１０月１０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波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有６亿人口，不仅影响亚洲、非洲，也影响全世界。日本工业化只花了４０年，中国有头等的政府，组织起来速度会更快些，再过几十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我要提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欧洲人要了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强大之后会不会侵略别人？”

　　周恩来以和蔼的、真诚的态度回答说：“你提得很好，这也正是我要谈的问题。第一，中国强大不是短期能实现的，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东方只有在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强大。美国人的技术，我们也需要。我们不排斥西方。只有互相帮助，各国的经济才能发展很快。第二，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扩张呢？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是制度不允许，我们是社会主义，它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其次是历史教训不允许，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不是都失败了吗？我们要造成一个反对扩张的国际环境。我们公开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扩张，大家都会反对我们。中国刚摆脱殖民地的境地，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希望邻邦都强大起来，大家彼此都强大就不会有殖民主义的对象。我们将殖民主义的祸害告诫我们的下一代，你们也同样告诫你们的子孙。”

　　周恩来的娓娓一席话，使这位英国客人心服口服。波以德—奥尔在会见后说：“周总理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在他路经香港时，向报界发表谈话，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禁运是愚蠢的，主张中英两国互设贸易机构；回到英国后向英国商界、外交界人士发表过演说，主张解除对中国的禁运；他还在《苏格兰报》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主要是谈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发展情况；他曾两次去美国讲演，盛赞中国建设成就，并主张不应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第二，谦虚自处，平等待人。访华的外国朋友们，在会见泱泱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之前，心情往往有一些紧张。但是一旦见到了他谈笑自若的风度，便立即消除了紧张心情。周恩来还常常向外国朋友们求教某些问题，征询对某些事情的意见，对中国的某些工作做自我批评，都使在座的外国客人们如坐春风，不胜赞叹周恩来的谦逊和平易近人。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会见了法国经济代表团。在会见中，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法国客人在中国考察参观的情况，听取他们对我国的几处铁路、桥梁建设的意见，并当场承认“我们赶工赶得太急了，这是我们的缺点”。周恩来然后仔细询问了法国化学工业、水利工程建设、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情况，请客人们做介绍。周恩来最后表示愿派中国技术代表团去法国访问。这次会见和谈话，没有外交形式，双方均无拘束，令法国朋友们非常惬意。

　　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周恩来会见了墨西哥第一个访华的贸易代表团。周对代表团说：“不论在现代和古代，墨西哥都有很高的文化。你们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在几千年前，你们和亚洲、非洲和部分欧洲的文化同样古老。讲到中墨两国的经济关系，我在年轻时还有个印象，就是墨西哥人平等待人……我小的时候，我们的银元就是学你们，用的是银币……和你们的银币大概是等值的。你们的银币并不因为和我们的银币等值，就控制中国的经济。这证明你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证明你们平等待人，从立国起就有良好的传统，从一有经济来往，就是平等的态度。这点我也是很钦佩的。”在谈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后，周恩来又说：“我觉得墨西哥不存在种族歧视，尊重别人主权，这两点非常值得我们钦佩。”听了周的谈话，墨代表团团长说：“阁下对美洲和墨西哥的问题非常熟悉。”周恩来说：“我一知半解。”团长说：“等于上了一堂大课。”

　　会见后，团长对贸促会负责同志说：总理平易近人，知识广博，真是一个伟大人物。

　　第三，在对国际势力的坚决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外国人民和朋友。周恩来在对国际势力的斗争中，一是“后发制人”，伸张正义，做到“有理”；二是通过斗争尽量争取和团结外国人民和朋友，做到“有利”；三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做到“有节”。在斗争中争取和团结朋友方面，大家都熟知对日工作的许多事例。周恩来一方面多次指挥了对日本吉田内阁、岸信介内阁、佐藤内阁敌视中国言行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指导了我国各部门在上述历次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朋友，把对势力的斗争与中日友好运动结合起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本文不再重述。这里想披露另一桩鲜为人知的史实贸易。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贸促会代表团准备动身赴锡兰首都科伦坡出席亚洲经济讨论会之际，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突然通知代表团负责人晚两天离京。原来，周恩来即将从外地返京，要当面交待一项重要的使命。周回京后立即召见代表团负责人，要他到锡兰后紧急求见锡兰总理，转达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印度入侵部队实行反击、但仍然希望与印度和平相处的立场，为此希望锡兰总理出面居间调停，促成和平谈判。第二天早晨，香港各报均以醒目大标题报道了中印边界战争打响的消息。代表团负责人到达科伦坡后迅即通过中国大使，紧急求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总理破例于清晨４时在官邸接见。班总理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一和平使命。后来，班总理果然在科伦坡主持了亚非６国的会议，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转达了６国会议的建议。周随后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６国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

　　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实行自卫反击的这段历史，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开始自卫反击战之前，周恩来就已经考虑好了而后的行动方案，并预先请求友好的中立国家出面做调停工作，使印度势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没有占到便宜。这一招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罕见其匹。

　　第四，不忘老朋友。在贸促会的历史档案中，记录着周恩来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时主动提及他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其他场合结识的老朋友，并请在座的客人回国后向这些老朋友转致问候。如 １９５７年 ９月 ２６日晚周恩来在会见法国经济代表团时，曾向客人们问到富尔夫妇、麦耶、孟戴斯·弗朗斯、皮杜尔等老朋友的近况，并请代表团团长罗希洛（法国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回国后向这些老朋友转达致意。１９５７年５月２日周恩来在会见比利时经济学者访华团时，曾向客人们打听比利时原外交大臣斯巴克的近况，对团长范·奥弗仑（比经济部办公厅主任、教授）说：“我对斯巴克印象很深”，“在日内瓦会议时，朝鲜问题上，我们差一点就和解了，但是美国阻止了”，“请回去代问候一下”。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６日夜会见中英贸易协会主席凯瑟克夫妇和保守党议员小丘吉尔夫妇等人时，周恩来问及蒙哥马利元帅的近况，请小丘吉尔再见到他时转达对他的问候。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周总理会见菲律宾访华贸易代表团时，请团长克拉维西拉（菲商会主席）回国后转告##罗慕洛外长，作为老朋友，欢迎他到北京做私人访问。周恩来一有机会就问候老朋友，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外交风格，中欧体育显现了他一贯重视结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人品，同时也同初次见面的新朋友拉近了情感的距离。

　　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一些老朋友感到他们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今后将由日本政府和大企业来主导日中贸易，他们自己恐怕该“失业”了。周恩来注意到日本各民间团体的这种处境和心情，由是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方针，并用“饮水不忘掘井人”的古代格言提醒各部门要“不忘老朋友，欢迎（或广交）新朋友”。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不时地过问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日本友好商社的交易情况，要求做到不让老朋友空手而归。有一次还专门为日本友好商社延长了交易会会期，使许多日本老朋友们感念不已。

　　①、③、⑥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１９５２年４月３０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②周恩来：《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来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１９５６年 ６月 ２８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④周恩来：《希望法国采取同中国完全建交的方式》（１９５５年 １１月1日），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⑤本文引用的周恩来讲话和谈话，除注明出处的以外，都是从贸促会档案的记载中摘引的，以下同。

　　⑦、⑧周恩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外交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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